杜维明在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１６届大会期间作了题为《东亚社会的新儒学传统对多元现代性的启示》的演讲。</p>
杜维明认为，我们身处的全球化过程，在经济上表现为同质化，但在文化上却是异质化的过程，文化多元性已经导致了诸多的冲突。所以，我们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。</p>
“因此，文明之间的对话、文明内部的对话，甚至地方之间的对话，都越来越重要。”杜维明说。</p>
他认为，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。儒家传统中的“恕道”是对话的基本原则，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。所以，在中国，各种宗教包括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都能和平共存。</p>
在杜维明看来，对话文明的出现需要很多条件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儒家文化中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的主体观念。在儒家传统中，自我始终与社群、自然、天道，或者说家国天下，和谐地联系在一起。</p>
他指出，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等都有两种话语：源自自身传统的宗教话语和作为世界公民的话语。“儒家只有一种话语，就是世界公民话语”。正因其开放性，儒家传统才能成为不同文化对话的中介。</p>
从中华文明的儒家传统中整合出一种全面的、深入的、开放的人文主义，以消除西方启蒙价值主导的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，是杜维明始终关心的问题。</p>
他认为，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继承了西方现代启蒙传统的诸多正面价值，但随之而来的工具理性、个人主义、凡俗思想、科学主义等也造成了负面影响。</p>
杜维明说，自由、理性、法治、民主等价值来自西方现代启蒙传统，已经为世界所广泛接受；应该承认儒家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同样是普世价值，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平等对话。</p>
“如果只有自由，没有公正；只有理性，没有同情；只有法治，没有礼让；只有权利，没有责任；只有个人尊严，没有社会和谐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和平共存的世界。”杜维明说。</p>
他最后说，中国的儒家传统和西方的启蒙传统之间的对话，是深层的价值的对话。在这种平等对话中，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自身传统的丰富性，在我们面对发展的问题时我们才有方向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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